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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贻琦的清华故事

2021-12-08 13:38:02

  今年12月3日是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90周年纪念日。90年前,梅贻琦先生以短短15分钟、不足1800字的就职演说,告诉了清华学子们抗日救国的道理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起过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。2014年5月4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曾指出:“教师承担着最庄严、最神圣的使命。梅贻琦先生说:‘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’我体会,这样的大师,既是学问之师,又是品行之师。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,甘当人梯,甘当铺路石,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,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。”

  今年10月30日,在首届丘成桐女子中学生数学竞赛开幕式上,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盛赞梅先生是20 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。丘先生认为,一个好大学,光有大师远远不够,定要有好学生。梅先生在《大学一解》中把好的师生关系形容为“从游”,老师如大鱼,学生如小鱼,“大鱼前导,小鱼尾随,是从游也,从游既久,其濡染观摩之效,自不求而至,不为而成。”大师没有好的学生,就像鱼儿离开了水。大师没有水,过几年将不再是大师。学生本来是小鱼,有了大鱼的指导,慢慢也会成长为大鱼。

  笔者长期研究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时的教育思想,今天的品读就讲述其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小故事,藉此纪念梅先生。

  校长是个“寡言君子”

  谁又能想到,创造了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最长时间纪录的梅贻琦先生,在年轻时就被人认为“不爱说话”!

  梅贻琦在188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士绅家庭,后来以全国第6名考取了清华首届庚款留美生。初到清华任教,是在1915年秋季,当时他被聘为物理学教师,住在清华园工字厅。梅贻琦给人的印象是“不爱说话”,以至于他未婚妻韩咏华的同学还跑去找韩:“告诉你,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!”韩说:“豁出去了,他说多少算多少吧。”韩后来感叹说:“就这样,我便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。”

  1919年6月结婚后,梅贻琦在香炉营头条租了一个小后院。明朝时,外城宣北坊有香炉营,因制香炉手艺人聚居于此而得名。清朝时,自北向南依次将香炉营划分为1至6条。梅贻琦平时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,只有周末才回到香炉营的家中。直到1922年秋,他们才搬入清华的教工宿舍(南院)居住。

  从1931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,直到1948年12月离开清华园,1950年赴美管理清华的庚款基金,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47年。他出任校长以后,在家中对公事只字不提,所以他夫人对清华内情了解很少,有时反而是从别的教授夫人处听来只言片语。

  自1911年清华建校,迄今已110年,前后历经22位校长。1931年12月梅贻琦接任时,已是清华建校20年以来的第11任校长。在他之前,平均每位校长任期不到两年,长的三五年,短的一两年,甚至几个月。颇为称奇的是,任期最短的校长还没进校门就被学生拒之门外,该人名为乔万选,是阎锡山的亲信,阎老西在中原大战时曾把势力扩张到北平,并于1930年6月任命乔万选为校长。由于历史原因,清华大学曾隶属国民政府外交部、教育部分别管辖,还成立了强势的校董会,加上教授会和学生会,而且当时政局在各大军阀掌控下,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。因此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校政并不稳定,甚至出现连续三任校长被师生驱赶的乱象。在梅贻琦上任之前,清华已经有11个月没有校长掌舵了。

  然而,自梅贻琦履职后,至1948年底离开清华园,整整17年,中间经历艰难万分的抗战,他有惊无险地率领着清华师生,在时代风潮中乘风破浪。终身尽瘁清华的梅贻琦,被海内外校友一致誉为清华的“终身校长”。即便在1935年底清华学子呐喊出“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”的学潮澎湃期,学生与校方矛盾激化时,学生也要声明一句:“拥护梅校长”。

  为什么梅贻琦任校长后,会受到清华师生的一致拥戴,不仅稳定校局,而且成就清华的高光时刻,成为任期最长的校长?这与梅贻琦的道德风范有关,他以忠诚、刚直、清廉、公正、谦和的人格精神春风化雨,用大师论、通才教育、自由学术、教授治校等理念施校政,爱护师生,钟爱教育,热爱家国。

  梅贻琦主政清华和西南联大时,大师云集,英才辈出,涌现出李政道、杨振宁等诺贝尔奖得主,以及世界数学大师陈省身、林家翘和逻辑学大师王浩等;在1955年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三次选出的473位院士(学部委员)中,有194名清华或西南联大师生入选,占41%;23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中,有钱学森、邓稼先、钱三强、王淦昌、周光召等14名清华或西南联大师生。能够交出这样施教育人的卓越成绩单,清华师生怎么会驱赶他?

  有人曾问梅贻琦:“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?”他笑着说:“大家倒这个,倒那个,就没有人愿意倒梅(霉)。”

  就职演讲首提“大师论”

  “不爱说话”的梅贻琦,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,以沉稳平静的口吻,向同学们发表了一场拉家常式的演讲。也就是在这次演讲中,他提出了其核心教育思想——“大师论”。

  1930年至1931年间,经过“三赶校长”风波后,清华师生对校长人选自有一番考量。学生心目中的校长有五条“硬指标”:一、无党派色彩;二、学识渊博;三、人格高尚;四、确能发展清华;五、声望素著。

  反反复复,一再物色,已在清华任教16年的梅贻琦,走进了师生的视野。

  之前,梅贻琦正在美国纽约出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之职。1931年10月8日,国民政府电令他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。12月3日,时年42岁的梅贻琦到达清华园,接受校长大印。

  现在再让时光回到90年前的12月3日,清华园。

  “本人离开清华,已有三年多的时期。今天在场的诸位,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罢。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,有许多女同学,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。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,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,招收女生。我当时的回复说,招收女生这件事,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,不过在事实上,我认为尚须有待。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,有许多方面,必须有特别的准备,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,方能举成。现在,在我出国的三年内,当然准备齐全,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,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……”

  梅贻琦发表的这篇让后人时常念起的就职演讲,语言质朴,言简意赅,然而意义非凡。

  他的演讲为清华教育定下基调:“办学校,特别是办大学,应有两种目的:一是研究学术,二是造就人才。”他心目中的清华应该有特殊地位,不是说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,而是要在学术研究上有特殊的成就,应致力于高深专精领域。他提醒,学术的造诣,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。要做高深研究,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,一是设备,二是教授。在教授方面,梅贻琦道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“大师论”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一语道尽教育真谛,这一理念不仅使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受益匪浅,也成为所有好大学的标准。

  当时,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不到三个月,东北沦陷,华北危急。梅贻琦冷静地告诉师生,“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,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,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,尽自己的力,则若干时期之后,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。”

  这篇演讲,在次日的《清华周刊》上刊发,算上标点符号,不到1800字,以梅贻琦一贯和缓的语调说出,也不过15分钟。全文质朴无华,道理清晰,堪称清华史上最朴素的就职演说。

  生活也曾穷困潦倒

  抗战之前的清华,因有庚款基金支持,在大学里算是富有的。一般教授的薪水大概在400到600块大洋,就当时的购买力而言,绝对是高薪。当时的稀罕电器冰箱,是教授家里的标配。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曾回忆,他的姐姐那时在北大上学,一个月伙食费5块钱就足够,一学期的学费也仅10块钱。梅贻琦每月校长薪水600块,再加200元校长津贴,月入800大洋。北京当时一座普通的四合院也就一两千大洋而已。

  然而,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毁于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。长达数年的惨烈抗战,使中国百姓和社会消耗了大量人力、物力与财富,战时百业凋敝、经济萧条,物价就如脱缰野马般狂飙暴涨。据西南联大教授的统计,与战前相比,1942年底昆明物价上涨了156倍。到1943年,上涨了404倍,而教职员工们的薪水仅涨了十多倍。

  物价初涨时,教授们的薪水尚可支应,后期每月薪资仅能支持三周生活,而最苦的日子月薪仅够一周的生活开支。无钱买肉,教务长潘光旦教授一家捕鼠当肉吃;入不敷出,闻一多教授治学之外不得已治印赚外快;许多师生在校外兼职以纾时困;教授夫人们早已不能像战前那样安心做太太,相夫教子,不得不放下身段,使出浑身解数,各显神通,能织补的织补,能烹饪的烹饪。

  当时窘况,陈寅恪教授有诗记载:“淮南米价惊心问,中统钱钞入手空。念昔伤时无可说,剩将诗句记飘蓬。”朱自清教授在感叹“米盐价逐春潮涨”的同时,“剩看稚子色寒饥”。中文系副教授萧涤非的境况更加悲惨:“妻行骨立欲如柴,索命痴儿逐逐来。却笑蒙庄方外客,也缘升斗要人哀。”

  师生生活难扼,校长也一样穷困潦倒。有学生亲眼看见梅贻琦有时拿包衣物到典当行去当钱应急。他的夫人韩咏华就和教务长潘光旦教授的太太学做南方米糕,取名定胜糕。为顾全校长声誉,韩咏华只得隐姓埋名,穿上佣人服饰,提篮上街售卖,以贴补家用。他的儿子在昆明为躲避日机轰炸,跑警报时跑丢了眼镜,居然无钱再配。晚年的韩咏华也曾聊起在昆明时的困顿:“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,没有青菜,有时能够吃上一碗菠菜豆腐汤,就是改善伙食了。”每次西南联大师生申请到政府救济补助,梅贻琦总是先让师生领取,而且不准自己在校的两个女儿和儿子领取任何补助。

  1948年离开清华园后的梅贻琦,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改善。1950年他前往美国管理清华庚款基金上百万美元,长期资助在海外求学的华人学者,每人每月300美元,他自己也只支取300美元。夫人来美后,只能去美国盲童学校打工看孩子,直到66岁不得不退休。他不仅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家产,反而因患病而负债,穷到自己住院时付不起医疗费,最后连丧葬费都是学生们合捐的。

  梅贻琦的穷困,在清华史上所有校长当中无疑是极致的,甚至在世界大学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
  民族英雄岳飞曾说:“文臣不爱钱,武臣不惜死,天下太平矣。”梅贻琦全神贯注于教育,且一生又如此清廉洁净,被学生称为“万世师表”,当之无愧。

  鲜为人知的中外合作

  朗朗上口、传唱至今的清华校歌,“中西文化,荟萃一堂”和“立德立言,无问西东”,是梅贻琦掌校期间致力推动国际文化交流,提升中国学术水准,取得不俗业绩的生动写照。

  1935年,梅贻琦聘请著名数学家、控制论创始人、哈佛大学教授维纳到清华任教一年。1936年,聘请法国数学家、时任世界数学会副会长哈达玛到校任教,他是首位来华任教的法国科学院院士。

  而梅贻琦聘请世界航空航天技术泰斗冯卡门先生来清华,协助国民政府筹建新空军,则是最隐秘的一段中外合作往事。

  1934年,清华设立航空讲座教授,梅贻琦邀请时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冯卡门来华任教,后因冯要回德国不能来华。但他热心引荐美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华敦德博士,1936年2月,华到清华担任航空讲座教授。

  乍看起来,这是清华当年一起普通的学术合作。其实不然,冯卡门事后回忆道:“谁知后来戏剧性的高潮迭起,涉及中国的军机大事……”

  原来这是一项绝密计划——国民政府在南昌组织、训练一支新空军,因应日益逼近的战事。新空军的骨干设备都是外国飞机,多向美国或意大利购买,常出故障。因此国民政府决定,自造飞机,原材料配件就地取材。由清华大学负责飞机的设计、兴建及操作,华敦德担任科学与技术指导。冯卡门回忆,华敦德开始也不知道他应邀来华的这项重要任务,直到他到达好久之后,中国政府觉得他可靠,才告知真情。

  华敦德接受委托后,工作得力。他建议建造一个大风洞,直径15英尺,长200到300英尺,以便容纳飞机的翅膀、引擎或机尾等组件,可试验外国飞机的性能,发现缺点而改进它们。

  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风洞之一,这类工程当时在中国尚属首创,没有建筑公司敢承包。华敦德就让学生设计风洞,同时监工兴建,这样还“破除中国人不会独立治事的迷信而建立信心”。

  设计工作始于1936年秋。华敦德回忆,中国学生在设计时的表现,使他终生难忘:“开始那天,25人找来了25套绘图板,每个人左手扶丁字尺,右手拿铅笔。这天法兰克进教室,班长一声立正,全体肃立,一动不动,各人两眼含泪,静候指令,以开始这项伟大的工作,作为对中国救亡运动的具体行动。”

  仅用半年时间设计即告完成,清华派华敦德与张捷迁两位教授留驻南昌督造。建造过程中,建筑技术比较落后,但工人们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,他们连夜工作,晚上实在顶不住了,就睡在竹床上。

  1937年5月,在风洞建造过程中,华敦德邀请冯卡门从美国来华指导。冯卡门是航空界天才级的权威,当他要来华的消息,无意中让一个以“工程师”身份在美国参观的苏联空军将领知道了,就执意拉他取道欧洲,以便移步苏联指导。因此,冯卡门来中国之前,耽搁了大约一个月。

  1937年7月初,华敦德去山海关火车站接冯卡门。在车上,华敦德才告诉冯卡门,邀请他到清华指导只是表面理由,实际另有文章,要帮中国建立一支新空军。

  7月5日,冯卡门到清华参观,被梅贻琦正式聘为名誉教授;6日,冯卡门、华敦德和国民党军方人员、梅贻琦和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开会。7月7日,华、冯搭上了京沪特快(抗战前最后一班京沪快车)南下。车刚到济南,“站上人声鼎沸,喧闹不已,月台上人们跑来跑去,因抢购报纸不易到手而互相叫骂。我问车上服务人员发生了什么事,他说战争爆发了……”冯卡门回忆说。

  到达南京后,他们见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,一起飞赴南昌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所在地。随后,一架三引擎的意大利飞机,送他们到九江,乘“滑竿”登牯岭去见正在召开庐山谈话会的蒋介石夫妇。在餐桌上,宋美龄亲任翻译。谈话内容主要由蒋、宋提问,冯卡门解释并陈述,如何快速地、有效地发展航空事业的途径。

  今年恰好是冯卡门诞辰140周年。学海思源,他曾是中国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钱学森、钱伟长和郭永怀的导师。这位航空航天界的泰斗级人物,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。

  战时办起“三产”

  抗战后期,西南联大师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。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,保障师生基本生活,1943年6月,梅贻琦决定成立清华服务社,利用清华人才和技术优势,开展社会化服务,增加战时后方生产,创造经济价值,以弥补清华与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亏空。

  清华服务社设立管理委员会,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教授为主席,工学院教授阎振兴出任经理。服务社下设机械工程部、应用化学部、电机工程部、土木工程部、矿冶工程部、无线电工程部、理化部、农艺部等八个业务部33组。

  该社成立半年来,机械工程部机制木材组发展特别迅速,单为供给美国陆空军供应处建筑材料一项,营业数目达数千万元,而且各锯木厂彻夜工作,尚供不应求。应用化学部的化妆品制造厂,牙水、发油已在市上流行。农艺部除碾米厂外,增设酿造组,制造味精酱油及普通酱油等。自6月至12月终,赢利200万元。梅贻琦说,“一面可以调剂本校及联大同人生活,一面可以帮忙社会生产,在这个抗战期中,本校同人,可算各尽其力了。”

  当时的清华服务社,颇类似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高校校办企业,实际上就是利用学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创办的“综合实业技术开发公司”。这无疑是清华最早的校办企业,创办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,用以改善清华和西南联大师生当时极端困苦的物质生活,也是战时环境所逼,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果从教育思想看,则是梅贻琦因时因势因地制宜、学以致用的一项创举,同时也体现出梅贻琦面对困境,勇于开拓,不拘一格的治学办校作风。清华服务社虽然由清华主办,但收益分享却是西南联大,梅贻琦心中之“大”不言而喻,这也是西南联大能够珠联璧合九年的主因之一。

  抗战胜利后,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完成,清华服务社的任务也结束了。梅贻琦没有因为清华服务社能赢利而视作宝贝,他始终坚信,大学的要务一是发展学术,二是培育人才,这是不能偏移的。正如俗话所说,大将军赶路不追小兔。

  当下人们缅怀梅贻琦先生,往往惊叹于那些教育勋业。的确,梅先生几十年如一日,专心致志地服务清华,尽瘁教育,开创出清华黄金时代和西南联大奇迹的教育盛景,将本是“落后生”的中华民族教育,带进世界教育“优秀生”的行列,为民族、为国家培育了大量杰出英才。

  当然,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并不深奥,不过,被誉为“寡言君子”的梅校长却是一件件去做,最后得到的一项项功业,扎扎实实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。

  钟秀斌
【编辑:田博群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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